李洋等：对卡特尔政党理论的批判性再思考

摘  要：1995年，理查德·卡茨和皮特·梅尔在《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创刊号上正式提出卡特尔政党理论。这一理论打破了政党、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传统研究逻辑，把政党从市民社会中“解放”出来，突出了政党合谋对国家的“俘获”，是政党类型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本文力求摆脱国内对卡特尔政党理论的“扁平式”认知，代之以更为立体全面的理论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就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时空局限性进行批判性再思考。本文认为，应该对卡特尔政党的系统属性和动态属性予以更多重视。此外，卡茨和梅尔的“唯社会论”以及对政党政治过于悲观的论调是不足取的，对发展中国家政党的验证和预测价值也非常有限。

关键词：卡特尔政党；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目前国内对卡特尔政党理论的系统性研究不多，散见的部分成果多长于“述”、短于“评”，更疏于思辨。本文致力于摆脱过去对卡特尔政党理论的“扁平式”认知。“扁”指研究范围过窄，甚至局限于卡茨(Richard S. Katz)和梅尔(Peter Mair)的部分文章。事实上，卡特尔政党理论丰富多面，远非个别论文所能涵盖。两位学者的正式合作始于1992年，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早期(1992—1994年)，研究重点是政党组织形态的演变，提出了政党的“三张脸孔”;(2)中期(1995—2005年)，以政党与社会的疏离为分析对象，重点研究卡特尔政党模式的代表性问题;(3)近晚期(2005-至今)，以政党对国家的“俘获”为分析对象，深入思考卡特尔政党的合法性问题。“平”指简单的“理论平移”，对模型的初始设置、推理逻辑和结论建议全盘接受。这样的研究要么只有“译作”价值，无法引导读者进行更深刻的思考。要么仅做生硬的“理论检验”，把模型不加分辨地用于实证分析。实证检验需先检验理论自身，把给定模型生搬硬套至不甚匹配的案例，所得结论自然谬误百出。本文拟根据现有文献，将卡茨和梅尔关于卡特尔政党的论述进行凝练和概括，就理论的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进行批判性再思考，并对卡特尔政党理论的有限适用性和时空局限性加以归纳总结。

一、卡特尔政党理论

1.政党的“三张脸孔”

卡茨和梅尔政党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国家机构与市民社会的剥离。自奥斯特罗果尔斯基(Moisey Ostrogorski)1902年为政党与社会的从属关系定下基调以来，政党类型学的发展始终未能脱离社会这一限定框架。代表人物包括把政党分为精英党、群众党和信徒党的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提出全民党的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等。其间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政党和国家间日趋紧密的联系，如纽曼(Sigmund Neumann)设定了“社会整合党”的概念，意指在功能上部分独立于社会、工作重心集中于政务管理的政党类型;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提出了全面官僚化的“组织群众党”，这种类型的政党与社会渐行渐远，已俨然成为国家的代理人。但无论是纽曼还是萨托利，都只把政党向国家的趋近作为当代政党政治的个别现象或局部特征，未能脱离奥斯特罗果尔斯基用社会衡量政党的基本框架。卡茨和梅尔全面打破了前人的研究界域，指出政党和国家之间的趋同融合是西方政党政治的普遍现象和历史规律，并借鉴微观经济学术语提出了“卡特尔政党”的概念。

通过解构政党的“三张脸孔”，卡茨和梅尔系统论证了政党向国家靠拢的趋势。“三张脸孔”指公职机构中的政党、政党的基层组织以及政党的中央办公室(政党组织的全国性领导)，下文分别简称公职政党、基层政党和中央政党。公职政党是政党中获得行政职务或立法职位的部分，代表了公众委托授权的合法性。狭义的基层政党由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构成，广义的基层政党还包括政党的地方分支领导、活跃的基层党员、普通党员(与活跃分子对应)以及沉默的选民群众(跑龙套者)。中央政党是“三张脸孔”的核心，具体职责包括制定纲领和路线、统筹竞选、外宣和公关、平衡收支预算、经营党报和智库等工作。

“三张脸孔”在卡茨和梅尔的理论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关乎政党的定位和功能。其中公职政党指代政党－国家关系，体现了政党的“合法性”。基层政党指代政党－社会关系，体现了政党的“代表性”。“三张脸孔”相互依赖但又彼此独立，整体来看张力大于合力。政党资源(包括人力和资金)的来源和流转方向决定了不同“脸孔”的支配和从属地位，也是政党类型演进更替的主导变量。精英型政党自始至终都专注于选举职能，公职政党和基层政党的功能基本重合，中央政党的角色几近缺失。在大众型政党中，社会是政党最主要的资源来源;权力不断从另外两张脸孔向中央政党汇聚，使后者成为全党的实际控制者。在全民型政党中，社会资源不再能够满足经营政党的开支，“国家资源”成为各党竞相追逐的目标;公职政党跃居“主人”(master)之位，中央和基层逐渐被架空。到卡特尔阶段，社会资源几近枯竭，“垄断”国家资源成为政党的最高目标;公职部分成为全党代言人，基层政党愈加式微，中央政党沦为“橡皮图章”(rubberstamp)。在此模式下，政党变相摆脱了选民约束，不愿再为争取社会支持费神，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治国之术”(statecraft)中。同时，政党对国家资源的追逐和贪婪会造成“党职”与“公职”相混淆，法律和规则对政党来说不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性的。卡茨和梅尔把这一过程称为政党的“政府化”(或曰政府的“政党化”)。在卡特尔模式下，政党的代表性不复存在，合法性遭到严重侵蚀，民主政治只余空壳。

2.政党卡特尔化的动因

当前许多西方政党，包括治党经验丰富的老牌政党，都面临着党员数量锐减、活力衰退、政党认同和忠诚削弱等危机。政党卡特尔化正是对这些危机的回应。这说明政党具有强大的适应性和自我延续功能，但同时也面临着更为深重的危机。

(1)国家补助:政党卡特尔化的外生条件

追逐国家补助是政党卡特尔化的重要动因。随着政党经营成本(竞选费用和日常党务支出)的迅速增加，仅靠党费和小额捐赠已经入不敷出。为了维持生存，国家补助成为各党的重要目标。执政党对国家补助通常享有最高特权，但因为无法确保连任，需要与其他政党(尤其是主要反对党)“合谋”垄断补助特权——卡特尔化就此开启。卡茨和梅尔没有赋予卡特尔政党模型明确的时间节点和精准的范围定义，更多的是对当代政党政治动态发展的一种趋势呈现。在模型中，政党的卡特尔化程度是因变量，政党的资金来源、竞争性质和结构形式是解释变量。其中，资金来源从社会转至国家是政党卡特尔化的直接激励，并且会造成不可逆的“棘轮效应”——一旦政党形成依靠国家的“消费习惯”，对政府补助的依赖程度会只升不降。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组织形态和竞选模式被“资本密集型”取代，政党、社会和国家间的角色关系也随之发生巨变。在精英、大众和全民政党类型中，社会把政党当做管控国家机器的抓手;到卡特尔阶段，政党变成国家向社会供给的“服务”:选民仅能从给定的“政党菜单”中进行有限选择，但无力改动“菜单”本身。在这种情境下，政党不再是市民社会的代理人，逐渐变成以“技术密集型”为特征的职业政客集合体。

卡特尔联盟一旦形成，与小党/新党之间的竞争会出现形变。卡特尔政党通常借助提高获得国家补助的门槛来垄断国家补助，例如，以各党在上次大选中的得票率为依据分配补助额度。如此一来，具有先发优势的政党能够在体制内合法扩大积累优势，小党/新党却难有资格拿到补助。这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做法会在政党中造成典型的“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恒弱。小党/新党通常以较独特和狭窄的意识形态代表“被遗忘的群体”，但为了进入“卡特尔圈”，它们不得不拓宽意识形态基础以吸引更多选票支持。因此，尽管许多“圈外”政党的初衷是打破卡特尔联盟的旧模式，但“入圈”之后便会迅速成为自己曾强烈谴责过的那种政党——尤其是意识到能自己制定法律或改造司法环境，甚至独立进行薪资核算或人事任免之后。因此，即便是反卡特尔政党最为激烈的小党，通常也无法逃脱对卡特尔政党妥协的命运，这是一种自保的本能。可见，卡特尔联盟虽无法完全垄断国家补助，但可以通过把“圈外党”内化来达到所有政党向卡特尔政党聚合的目的。久而久之，“卡特尔化”不再局限于个别政党，而是整个政党体系，卡特尔政党时代正式到来。同时，拒绝被驯服同化的小党/新党会被卡特尔联盟打压排挤，政党市场呈现出一种半封闭性聚合结构。

(2)政客职业化:政党卡特尔化的内生激励

在现代政治的专业技术需求不断提高、公职带来的稳定薪酬和心理满足等因素的激励下，政党精英不断向职业政治家发展。对他们来说，“政治”已经从一种热情变成了一份工作，本党的经济能力不但影响选举结果，还决定着个人收入和职业前途。当政客们不再为了政治理想生活，而要依靠政治维持生存时，对融资的重视就会超出对治国的关心。由于职业政客的教育背景、从政经历、升职路径等十分相似，面临的工作环境和职业困境也多有雷同——这使他们能够跨越政党间意识形态的根本界限成为“同类”——都需要卡特尔政党联盟带来的经济安全感，这就是政党卡特尔化的内生激励。

卡茨将上述现象比喻为“职业体育联盟”(a 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各政党就像以盈利为目的的球队，借助明确的制度安排或心照不宣的约定避免过度竞争。职业政客以竞选为谋生手段，本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均可作为商品交换收入和职位。表面上看，各党仍是独立竞争的实体，但作秀成分远高于实际竞争。各党主要通过赛事转播权、商标特许经营等共享收益。获胜的队伍(执政党)收益更大，失利的队伍(反对党)也能依靠划定的国家补助配额维持在选举间隔期的生存。

但是，当公职政党想要跨越传统的党派分歧结为卡特尔联盟时，往往会受到基层的激烈反对。此时公职政党的心态会开始变化——他们渴望摆脱基层政党的束缚，努力扩大自主权。主要手段包括凭借手中的特权引入或提高国家补助，以减轻对基层政党的财务依赖;借助民意测验专家、媒体专家等摆脱对基层政党的信息依赖;借助新型竞选平台(电视、网络等)减轻对基层政党的人力依赖等。公职政党同时也在努力削弱中央政党的势力。一方面，架空中央政党在党内决策机构中的权力(如修改党章、直接与选民和普通党员接触等)。另一方面，过去由中央政党提供的服务如外宣、筹款等被外包给党外机构。长此以往，中央政党在大众型政党中的核心地位将不复存在。到卡特尔政党阶段，党内民主空有其名，“三张脸孔”只余其一——党内资源和权力向公职政党严重倾斜，基层政党和中央政党双双凋零。

二、对卡特尔政党理论的再思考

1.本体论——谁是卡特尔?

卡茨和梅尔认为卡特尔政党是一种新的政党类型。他们系统描述了此类政党的形成环境和典型特征，但没有给出确切定义和判断标准，在本体论上也没有具体的指涉对象。这种做法有助于读者更加宏观地了解政党类型的演进更替，但却给模型的实证检验带来了很大困难。首先，国家补助对卡特尔政党的出现是否是决定性的?对国家补助的依赖达到何种比例(如1/3或者一半)，政党才具备卡特尔化的初始动力?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就无法证明国家补助必然引致卡特尔政党。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即使政党对国家补助百分之百依赖，但仍没有与其他政党合谋的举动?或者即使没有设立国家补助，政党仍有卡特尔化的典型表现(如彼此勾连、打压异己)?

其次，在现实政治中，哪些政党能被归入卡特尔政党?卡茨和梅尔对此语焉不详，只是反复强调卡特尔政党(ins)对非卡特尔政党(outs)的拒斥。纵观其论述，卡特尔政党的判断标准主要是政党规模和成立时间，以主流政党(mainstream party)、主要政党(major party)和老牌政党(established party)的形式交替出现。从字面上理解，当针对小党时，本体是主流政党或主要政党;当针对新党时，本体会变成现有政党。在卡特尔理论中，小党和新党都不具备进入卡特尔联盟的潜力。而事实上，任何政党，无论其规模大小或成立时间长短，都有可能进入卡特尔联盟。此外，政党(尤其是小党和新党)的死亡率相对较高，“outs”显然是一个动态概念，这更加凸显了明确“ins”本体的重要性。以英国独立党(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UKIP)为例，UKIP成立于1993年，拥有2万多名党员，在英国2015年大选中获得了12.6%的选票，是颇有影响力的“大党”。但该党在下院650个议席中仅占一个议席，且没有与其他党结为投票联盟的迹象。显然，作为大党的UKIP并不具备卡特尔联盟的典型特质。因此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在经过长时间努力之后，常常发现自己又绕回到了问题的原点:谁是卡特尔?两个原因导致了上述理论盲点。第一，卡茨和梅尔在本体论上混淆了卡特尔政党的静态属性和动态属性(stative vs. dynamic)。在原文描述中，卡特尔既是一种政党实体，又是一种进程。这些进程会随不同事务领域的切换、新政党的出现或消亡、个体政党身份和偏好的改变等不断重塑卡特尔联盟的内涵。卡茨和梅尔只注意到了选民易变性对卡特尔联盟的促进作用，却忽视了卡特尔联盟本身的易变性。研究显示，在西方发达工业国(比利时、新西兰、日本等)中，由于传统参政模式的式微和制度性断裂，“ins”内部始终存在着政党解盟(realignment)和再结盟(realignment)两种反向并行进程。建构理论可以从宏观进程着手，但实证分析却往往只能局限于具体的时间段或时间点。如果不能明确卡特尔政党的本体，后继学者们就会对具体经验领域的分析对象莫衷一是，给理论之后的实证检验带来客观困难。

第二，卡茨和梅尔把卡特尔政党的系统属性当成了个体属性。这样做容易把政党的内在趋势和主体间性相混淆，造成了模型的本体论困境。库勒指出，在模型建构中，应该或采用卡特尔政党的复数形式，或把卡特尔政党体系作为整体来指代被解释变量，二者择其一才能解决模型的本体论问题。面对其他学者的质疑，卡茨和梅尔称自己无意对卡特尔的系统和个体属性做明确区分，也无从区分。他们的本意是要表达卡特尔政党的体系特征和个体特征之间的联系:卡特尔化既是政党间的关系嬗变，又是个体政党的内生趋向，只有两者兼具，才能冠以“卡特尔”的修饰语。这一解释不尽如人意，因为他们仍旧没有告诉读者，主体间建构和个体内部的卡特尔化动力哪一个更具有本体优先性。如果是前者，那么宏观背景和制度性因素是决定性解释变量，且无法还原到个体政党;如果是后者，则微观基础和非制度因素是最重要的分析要素。

2.认识论——政党进化论?

卡特尔政党模型的建构采用了历史分析方法。这是政党类型学研究的普遍做法，能够更加直观地呈现政党的阶段性发展，但也存在一定弊端。例如，卡茨和梅尔把精英政党→大众型政党→全民型政党→卡特尔政党的演进逻辑等同于生物学中的进化论。他们认为，政党类型的更替自有其内在因果律，正如精英政党之果孕育着大众型政党之因，依次类推。这种方法以局部分析为主，在时间和方向上皆是单维的，强调不同政党类型在起承转合上的张力。尽管这种张力是客观存在的，但忽视了三个重要问题。其一，作为社会有机体的政党类型是否存在跳跃式发展的可能性?换言之，卡特尔政党只能脱胎于全民型政党吗?卡茨曾以一种逆向思维指出，在卡特尔模式下，党员数量下降只是对宏观社会变化的反映，对政党的内部运作影响极小;未来即使没有党员的政党(memberless party)也有赢得选举的可能性。如果这一假设成立，是否可以预测，卡特尔政党其实能够跳过全民型政党和大众型政党，在精英型政党的基础上直接产生?

其二，卡特尔政党的起点和终点分别是什么?由于卡茨和梅尔没有对“卡特尔化”的程度作出明确规定，这导致我们无从知晓卡特尔“化”到哪种具体程度才算是一个卡特尔政党的起点，因而也无从判断哪里才是全民型政党的顶点和终点。此外，全民型政党和卡特尔政党之间究竟是否存在严格的边界条件?过渡阶段的形式和特点是什么?抑或全民型政党本身就是一种过渡式的政党类型?卡茨和梅尔没有说明大众型政党或全民型政党是否能够直接(逆向)挑战卡特尔，但很多学者已经发现了这种可能性。例如，伊沙伊通过对以色列政党体系的观察，提出了“后卡特尔政党”的理念，即更高阶的政党既有卡特尔政党的组织优势，又兼具草根社会(大众型政党)的力量。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卡特尔政党的出现就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也就是说，不是每个国家(即使我们把范围缩小到西欧)都会在经历全民型政党之后出现卡特尔这一政党类型。可见，政党类型演进的历史不一定会按照卡茨和梅尔设定的那种次序井然的类型交替传承(尽管他们也承认不同类型政党的有限重叠)。政党具有“复调性”，只是按照历史分析方法被人为划分成了不同阶段，事实上不过是呈现了政党的不同侧面而已。库勒反对这种线性单一维度的政党进化论(evolutionary)，他认为“多元政党主义”(pluralistic approach)，即摒弃对各类政党的“进化观”，承认其共存共生才更符合政党政治发展的现实。

其三，政党类型的发展是否是可逆的?卡茨和梅尔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他们指出，由于没有政党愿意疏远国家，党内权力很难回流到政党基层，大众型政党赖以生存的深刻的社会分裂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大众型政党已死。但许多实证研究已充分证明了政党类型的可逆性。库勒指出，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荷兰的部分政治精英就开始对本国的政党系统进行“去卡特尔化”改造。比尼尔的研究显示，在一定条件约束下，未来政党体系有可能向精英型政党逆行演进。欧金尼奥观察到意大利对政党的国家补助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全面禁止的过程。这反映了政党具有自我纠错的反应功能，能够在意识到卡特尔化的弊端之后主动调整体系的演进方向。类似的，卡茨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精英型政党与卡特尔型政党其实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政党类型的发展既是应激性的(stimulus response)，又是周期性的(cyclical)。2005年他再次提出，21世纪初期涌现的“反政党体系政党”(anti-party-system parties)与19世纪晚期出现的大众型政党基本是类似的。如果这些政党能够实现组织创新并辅以有利的外部环境，是否可以预测，政党类型的发展不仅是可逆，还存有“自循环”的可能性?

3.方法论——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

卡特尔政党模式预设了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也是该理论备受质疑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卡茨和梅尔对政党卡特尔化的研究方法并不是连贯的。在早期作品中，他们认为卡特尔化是内生的，是政党本身的内生行为;在中晚期论述中，他们又把卡特尔化归结为外生的，是社会缺乏集体身份和选民易变性增加的结果，是不以政党本身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无论是内生还是外生，卡特尔失去选民代表性都是无可回避的必然结局。在梅尔去世两年后出版的遗稿《统治虚无:西方民主的空心化》中，开篇第一句话即是“政治民主时代已经终结”，因为“政党已经沦为(管理)政府的代理人，而不再是社会的代表”。但是，这种唯社会论的方法是非常片面的，曲解了政党在政治进程中本应扮演的角色。社会和国家之间确实存在复杂的张力，但却不是纯粹的对立，而是互相制约、彼此建构的关系。

在卡茨和梅尔的文本中，“资源”(主要是资金来源)是政党把社会和国家进行二元对立的重要原因。对国家补贴的追逐使政党间的博弈从零和转向正和，“合谋”的激励正来源于此。“合谋”有两大主要目的:垄断国家补贴;阻止小党和新党发展。这一判断建立在“国家补助替代社会资源”的认知之上。实现这一假设需要增加三个限定条件:(1)社会资源接近全面枯竭，导致各党无法从社会层面筹集到维持自身生存的资金;(2)政党系统完全闭合，使被排斥在系统之外的党派与国家补助彻底隔绝;(3)国家补助和政党开支同时且同步增长，或前者的增长速率(远)高于后者。但这样的限定条件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此许多对卡特尔政党的相关研究都拒绝了原假设。爱泼斯坦(Leon Epstein)指出，政党通常有两种筹款路径:(1)从巨额捐赠者处获取必要的大额资金;(2)从大量民众手中以常规收费的方式铢积寸累。二者分别代表了右翼政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典型做法，许多政党两者兼用。卡茨和梅尔的“社会资源枯竭说”特指第二种路径，但对寻租能动性极强的巨额捐赠者和利益集团来说，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许多国家的“政治献金”(尤其是“政治黑金”)屡禁不止即是例证。退一步来讲，即便“社会资源枯竭说”成立，国家资源也不是政党最后的希望。事实上，在党员基础严重缩水的今天，许多政党另辟财源，开拓了新的融资渠道。如意大利共产党通过与东欧国家进行贸易，进行营利性的商业活动;以色列工人党从自己运营的大企业获得了客观的收入;英国工党通过经营博彩事业(如足球彩票)弥补政党开支等。

客观来讲，国家补助和社会资源不是此消彼长的，前者重要性的增加不一定要否定后者的存在。国家补助的兴起不过几十年光景，但社会资源则自第一个政党诞生时就存在，并且没有消竭迹象，对所有政党来说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卡茨和梅尔虽无意制造社会和国家的绝对对立，但其论述却容易造成这样的误读。

4.卡特尔政党理论的时空局限性

卡特尔政党理论在空间上的应用有很大的局限性，即该理论仅适用于非常有限的政体类型。卡茨和梅尔在观察西欧老牌民主国的基础上凝练出了卡特尔政党模型。也就是说，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许多新兴国家而言，该模型并不具备太大的验证和预测价值。政党的创生路径和生命周期都是考察政党类型的重要变量。创生路径由历史缘起和要素禀赋构成:前者指政党的“出处”和发展历程，后者包括一国的政体模式、人口分布、历史文化等。一国的政体模式和政治传统给新党打上的制度烙印远深于处于相对靠后阶段的政党(此处指历史悠久的传统政党)。这也决定了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容易出现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如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新加坡的一党执政、多党并存制度等。这些制度都是科学的、高质量的和适合本国国情的，不会出现西方普遍出现的卡特尔化现象。

卡特尔政党理论在时间上的适用性也十分有限，主要原因是卡茨和梅尔把社会资源的枯竭当做政党卡特尔化的主要动因。卡特尔联盟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这与政党的意识形态环境、主流政党之间的关系，以及主要政党对小党的态度等密切相关。例如，大众型政党的全盛时代恰是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代，彼时西方各国政党之间对经济政策的左右划分泾渭分明，缺乏合谋的主观基础。但随着凯恩斯主义走向终结、新自由主义成为各国的主导思想，各政党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大大降低，“勾连”的主观条件已经具备，卡特尔政党应运而生，这也正是卡茨和梅尔发展其政党理论的黄金时期。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OECD国家的许多政党开始重新扛起凯恩斯主义的大旗，主要政党间的意识形态对立骤然而起，重新引发了对国家政策走向的大辩论。在此背景之下，即使存在巨大的国家资源诱惑，政党跨越分歧彼此勾连的成本也随之增加;即使能够勉力维持卡特尔联盟，背盟的诱惑和概率也会大大提升。卡茨和梅尔仅仅考虑到卡特尔政党的客观激励，但没有预见到其存续的主观条件，降低了模型的“普适性”。

三、结论

卡特尔政党理论给予我们三个重要的现实提示。第一，卡茨和梅尔在观察西欧老牌民主国家的基础上凝练出了卡特尔政党模型。但对欧洲以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该模型并不具备太大的验证和预测价值。第二，正如“西方民主”没有普世性，政党类型也没有普适性。从大众型政党到全民型政党再到卡特尔政党，均反映了政党的自我适应能力。但这种适应必须与时代和社会共脉搏，否则终将被人民抛弃。第三，尽管不是所有国家都出现政党卡特尔化，但这并不能说明西方各国的政党政治生态是健康的。卡特尔政党仅仅代表了西方民主病态发展的一个侧面。

尤其值得警醒的是，卡茨和梅尔认为卡特尔政党的尽头是无党政治，甚至是无政治之政治。他们预测，未来市民社会或将依赖非政府组织、网络等非政府力量自行处理内部矛盾，实现聚合价值。本文认为这是一种偏见，是对过去世界各国政府和政党努力和探索成果的全盘否定。如果这种偏见走向极端，就会造成政党民粹主义，无论对国家机器的运转还是政党体系的运作都是有害的(两人在多篇著述中都把极右民粹政党当做对冲政党卡特尔化的“救星”，认为民粹政党有助于被主流政党忽视的民众重新获得重视，这样偏激的观点是不足取的)。此外，卡茨和梅尔对政党卡特尔化持悲观和批判态度，认为卡特尔政党是政党沙文主义的表现。按照功能主义的视角，政党可以分为“竞选工具”和“治理工具”，卡特尔政党理论正是围绕其竞选功能构建的。但若从治理的视角出发，政党卡特尔化能够有效避免政党间的恶性竞争，集中优势资源，提高行政效率，对国家和社会来说都不是全然负面的。我们认为，无论是否卡特尔化，适应一国国情的、能推动国家社会双重进步的就是好的政党模式。

作者信息

李洋，1986年生，河南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臧秀玲，1963年生，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来源

文章原载：对卡特尔政党理论的批判性再思考，《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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